[20] 桂华、贺雪峰：《宅基地管理与物权法的适用限度》，《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39页。
在考虑迁徙自由的实现程度时，不能把这些泡沫部分考虑在内。到了1975年，修订后的《宪法》干脆将1954年宪法中所确认的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款删去。
四、迁徙自由在中国的法律化 在当代中国，迁徙自由法律化的必要性越来越显著。但在法律上对公民的迁徙自由仍持肯定态度，如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又如，事权以及支出责任的明确是完善中央地方关系的基础。(12)具言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政府职能到位、边界清晰的权力治理体系，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实现公民参与和自治的民主治理体系。一方面，其第79条第1款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第89条第5项规定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应当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关备案，另一方面，第86条第2款的规定却又让人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根据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因为该款明确在两者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反之，若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效力低于法律，为何不能直接适用第88条第7项的规定，让授权机关直接撤销呢？ (23)《立法法》第89条第5项规定，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应当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关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已施行14年有余。此外，《立法法》设定的法律解释权(第42条和第47条)、(17)法律效力等级(第79条第1款)(18)以及法律冲突裁决权(第85条第1款)(19)等三项制度，也使得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两者之间的立法权力配置不尽得当。在行例-2-59[平湖市南市白蚁防治站诉平湖市规划与建设局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案]中，原告认为，被告的一份《通知》和一个《答复》侵犯其经营自主权，在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提起上诉。
[32] 有的研究者囿于阅读范围，忽视了《行政法概要》和王名扬先生撰写的行政行为，这固然是一种遗憾。[11]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朱芒：‘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现及其范围——从个案判决与成文法规范关系角度的探讨，《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第178～190页。②权利义务的具体化，包括对象的具体化、内容的具体化和效力的具体化，而忽略行为的作出形式。行政诉讼[篇名]5550条，行政诉讼[关键词]3167条。
因此，尽管蔡小雪、甘文法官认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学理上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行政管理实践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三者之间存在差异，[50]但是解释论上服务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调控，已经成为基调。[107]前文对前两类研究已有多处述及。
[33]该研究者认为，最早提及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分类的是王清云、迟玉收所著《行政法律行为概要》[对外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该书的表述为：以行政法律行为的对象为标准，可分为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参见陈甦：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3～19页。[17]《公报》发布的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全集[1985-1994]》，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出版说明。这样，在学理层面，采用了王名扬教授主要借鉴于法国法的行政行为概念，但又采用了德国式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行政行为的研究，除了从可诉性角度展开的研究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是类型化行政行为的研究。[39]该书认为，以行政行为的方式方法为分类标准，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这是行政行为最重要的分类之一。学术界在界定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差别和关系时，并不十分细密，很多只有相对的意义。[41]丘建东：论我国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权，《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88年第3期，第63～64页。
不过，这一研究方向，主要是何海波教授所描述和归纳的立法法学范式，在行政法释义学方面，着力不多。[10]黄卉、朱芒等编：《大陆法系判例：制度?方法——判例研读沙龙实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8] 王名扬先生对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不只是基于中国法的归纳，还有着比较法上的考量。经过这样的法治实践、理论作业和立法修订，我们应当厘清释义对象，以丰富和实质性地发展行政行为释义学，并就行政行为理论展开新的研究。
[77]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路愈发明朗。[23]关于这一时期行政行为研究的详细综述，参见应松年、杨伟东编：《中国行政法学20年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08]只有在成文法、判例和学说的互动中，才能真正探索和研究法律的稳定性和变化性平衡的问题。[78] 在上述关于可诉行政行为界定的判例中，法院抛弃了形式性的学说框架，直接面对法律概念进行认定标准的建构，采用的是一种实质主义的解释框架。通知效力不及于其他对象，不能反复适用。[74]即符合王汉斌副委员长所做的受案范围应逐步扩大的立法原意说明。
[79]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银行终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102]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笔者也曾经提出，行政法解释、部门行政法[行政法分论]、比较行政法和社科行政法研究是我国行政法学未来发展的主要学术增长点。[81]参见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6页。
[49]参见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这被认为是第一篇以具体行政行为为论题的学术论文，参见前注[34]，刘莘主编书，第105页。
从形式上看，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行为是《通知》和《批复》。自《民事诉讼法[试行]》生效到临近《行政诉讼法》施行的1990年6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31626件，审结29432件，涉及公安、土地、工商、税务、海关、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20多个行政部门。[101]前注[92]，周汉华文，第531～543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行政法还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行政?国家赔偿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968～979页。[3]其实，自行政诉讼借1982年《民事诉讼法》起步始，我国行政法治的新进程已历时三十余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学者则认为只有国家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决定才是行政行为，因而行政行为不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抽象行为和行政契约。[106]当然，行政法释义学还是有其限度，它难以提出对整个体系的改革计划，建构意义有限度，这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满足法治实践的需要。
[68] 四、具体—抽象框架的舍弃与释义思路的厘清 尽管进行了很多的解释上的努力，也提出了一些标准，但仍然不能令人非常满意。判决理由厘清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①为特定相对人设定了具体权利义务，即含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
通常表现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在中国行政法学二十年回顾时，王周户教授和彭涛讲师曾撰文综述行政行为的功能，主张行政行为不应承担调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应回到行政法上对行政活动的类型化法律规制功能上来。参见陈越峰：面向具体领域的行政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专题导引。行政立法[篇名]981条，行政立法[关键词]6021条。
[6]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47]为此，行政诉讼法立法之初，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过程中，在参考当时的法学教材并征求了法学界意见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下定义的方式解决受案范围问题。
苏维埃行政法学也只是昙花一现，参见应松年：中国行政法学60年，《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62～67页。在基层法院的行政判决中也间或发生。
[92]朱新力和宋华琳教授则提出了规制的概念，并以其考察新的行政实践，探讨其在现代行政法学建构中的功能。全国第一例行政案件，深圳市蛇口区环境监测站诉香港凯达企业有限公司，就是官告民的行政执行案件，参见杨小军：《重大行政案件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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